■“80后”渔民刘兵也习惯了以船为家

　　
　　本报记者曹刚文/图

　　

　　■宜宾渔民曾贵田在禁渔期也很少外出打工
 

　　

　一次出船只打到两公斤黄辣丁，还装不满一个小脸盆

武汉市金口镇渔民彭东江回想七八十年代，从初春忙到深秋，经常半年不回家，冬天再转战洪湖继续奔忙，没日没夜地在长江里捕鱼。忙碌周而复始——出发，撒网，收网，满载而归，靠岸卖给鱼贩，顾不上休息，再次出发。
　　
　　然而，往事不堪回首……
　　
　　记者近日走访位于长江上游、有“长江第一城”之称的宜宾和长江中游最大的城市武汉，踏上摇摇晃晃的江边渔船，在渔民们起伏跌宕的故事里，感受长江的衰弱和苦楚。
　　
　　近年来，长江鱼类资源严重衰退，现状究竟如何？谁该对此负责？渔民年龄结构老化，是否真的后继无人？权威专家纷纷呼吁，长江流域全面禁渔十年，渔民上岸，路在何方？
　　
　　两公斤鱼也算凯旋
　　
　　8月末的一天，凌晨3时，武汉市江夏区金口镇，长江中游武汉段。63岁的彭东江和60岁的赵安香结伴走出家门，钻进茫茫夜色。捕鱼一日，拉开帷幕。今年，是夫妻俩相伴打鱼的第41个年头。
　　
　　金口镇紧邻长江，是湖北重要渔业区，几百条渔船几十代渔民曾在此休养生息。但近年来渔业收入持续下降，如今只剩58条渔船，且多为三四米长的小船。
　　
　　老彭熟练地点燃船头的柴油发动机，伴着隆隆轰鸣声，驶向江心。他从8岁起便跟父母在长江上漂来漂去，16岁时父亲病逝，他早早挑起养家重担。带着13岁的弟弟和11岁的妹妹，三人一船，早出晚归，捕鱼为生。
　　
　　从披星戴月，忙到日上三竿，老两口撒出了三四网。运气不错，每网都有收获，共三四公斤铜鱼。“就算一无所获，也很正常。”中午回到岸边，鱼贩已等候多时，批发价每公斤30元，换回一张百元大钞。去除渔船渔网损耗和柴油消耗，勉强维持温饱；要想改善生活，难。
　　
　　同一天中午，与武汉相隔上千公里的长江上游宜宾段，岷江、金沙江与长江在此交汇。51岁的曾贵田和26岁的女婿刘兵，驾驶“川宜渔0059号”渔船，刚刚凯旋——这天的战利品是两公斤黄辣丁，学名“黄颡鱼”。两公斤，装不满一个小脸盆，却够得上“凯旋”的级别。“近十年来，一天的收成不会超过5公斤。”曾贵田叹了口气说，“空手而归的次数，倒不少。5月到7月，野杂鱼较多，根本不值钱。有时忙活半天，只有几条杂鱼。”
　　
　　“黄辣丁最多，但个头最小的也是它。”刘兵补充说，“运气好时，能抓到接近1公斤重的江团，卖出五六百元的高价。”只可惜，从去年初到现在，好运只降临过一次。
　　
　　上岸后，老曾打电话给老客户，半小时后，在码头交易，进账400元。船舱里，还养着1公斤铜鱼、2公斤黄辣丁和3公斤鲶鱼——他兼做二道贩子，收集多户渔民的收成，集中销售，“价格相对可以提高一些。”
　　
　　辉煌往事不堪回首
　　
　　不少老渔民都有同一个口头禅：“想当年……”
　　
　　彭东江很挂念长江白鲟。“长相特别，一眼就能认出来，嘴巴前端伸出一把长长的宝剑。想当年，经常见面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双手并拢，在面前笔划。
　　
　　好久不见的老朋友，还有江豚、鲥鱼、白鳍豚……“想当年，每当变天之前，江豚就会成群结队地出现；清蒸鲥鱼的味道，简直太鲜美了；还有白白胖胖的白鳍豚，样子很可爱。想当年……真不敢多想。”
　　
　　回想七八十年代，彭东江没日没夜地在长江里捕鱼。从初春忙到深秋，经常半年不回家，冬天再转战洪湖继续奔忙。忙碌周而复始——出发，撒网，收网，满载而归，靠岸卖给鱼贩，顾不上休息，再次出发。“我们一条船起码能抵别人两条。”老彭坦言，辉煌战绩一去不复返，早就没了打持久战的动力。
　　
　　1970年，20岁的彭东江参军，在河南新乡当兵3年，复员后分配到神农架林区工程队。要不是无法忍受两三千米的高海拔环境，他可能早已转型为工人。“像我这么肯干的，当个车间主任应该没问题。”老彭笑言。
　　
　　只在神农架上了几天班，他就因为身体吃不消，回到武汉，重返熟悉的小渔船。“那时，做渔民比当工人挣得多，就是风吹日晒太辛苦，社会地位也比较低。”十多年前，每逢夏秋旺季，每天平均能收获50多公斤，进账上百元很正常。“在那个年代，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，一个月也赚不到100元。”
　　
　　同样的美好回忆，也留存在曾贵田的脑海里。他在宜宾的长江边长大，捕鱼34年来，眼睁睁看着渔业资源由盛而衰。“长江宜宾段最多时有180多种鱼，其中上游特有鱼类有60多种。现在还剩多少？”宜宾市水产渔政局局长陈永胜说，“近几年没有精确的普查数据，但是种类起码缩水一半。”
　　
　　归罪滥捕渔民喊冤
　　
　　“为什么少了这么多鱼？原因很复杂，我答不上来。”彭东江听说，有专家认为渔民酷渔滥捕是主要原因，显得有些激动，“干这行时间长了，对长江有敬畏之心，捕到小鱼，都会主动放生。怎么能把这么大的帽子往我们身上扣呢？”
　　
　　彭东江承认，多数渔民早些年都做过小动作。违规操作主要有两类，一是炸鱼、毒鱼、电鱼，二是渔网过密过细，比如放“迷魂阵”。大鱼小鱼和虾米全被一网打尽，还会污染江水。但经过多年整治，现在只剩电鱼行为还零星存在。“鱼越少，有人就越想用电，有时候就连用电都搞不到鱼。电鱼的杀伤力太大，确实要好好治治，严惩不贷。”
　　
　　彭东江话锋一转，“话说回来，这些违规行为，20年前就泛滥成灾，可捕捞量比现在大多了。”
　　
　　老彭说：“我们祖祖辈辈都在长江里打鱼，几百年过去了，渔业资源一直没见少，为什么偏偏最近十来年打鱼越来越难？主要问题难道是出在渔民身上？”
　　
　　在老彭眼里，应该承担责任的不只是渔民。
　　
　　前几年，镇里新开了一家造纸厂和一家制药厂。“听说效益不错，是交税大户。”商人们笑着数钱时，老彭门前的河道却在哭泣——小河通江，以前常有鱼儿光顾，给渔民添过不少收成。“两家企业来了之后，鱼就不来了。难得见过几回，大批漂在水面上，没一条活的。”
　　
　　老彭看得见的，是采砂船近些年越来越多，频频占领渔民打鱼的好江段；他看不见的是，一旦采砂选址不当，就会糟蹋鱼类产卵场和索饵场，造成毁灭性打击。
　　
　　长江近些年修了许多大坝，既发电又防洪，是好事，但是鱼类家园被一次次硬生生截断，境遇每况愈下。彭东江记得，2002年底，三峡工程全线截流，他说不清，上述变化与三峡有多大关系，“反正最近10年，捕捞量骤减。”曾贵田说，2008年底，向家坝工程截流，规模在全国名列前茅，“从那以后，我们打鱼的日子越来越难过。”
　　
　　江鱼数次集体死亡
　　
　　去年底，宜宾接连发生江鱼集体死亡事件，曾贵田是亲历者。
　　
　　“和往常一样，打到鱼之后，先暂时存放在船舱里，用江水养着。”连续好几天，还没等到老曾靠岸，鱼就全死了。许多渔民也有相同遭遇——鱼在船舱活不过两个小时，死状均为双眼突出。“本来量就少，哪里还经得起折腾？”
　　
　　渔民们后来找到两个解决办法：要么在船上备足自来水，再随身携带几根氧气棒；要么把鱼放入空桶，在桶底桶壁扎一堆小孔，沉入3米以下水面，鱼才能保命。“3米以上的水，出了问题。江里的水，居然喂不起鱼了。”说话间，曾贵田指着一条浮出水面的野生小鱼说，“不出两个小时，它必死无疑。”（下转A14版）（上接A13版）
　　
　　除了以捕捞为生的渔民，养殖户更是深受其害。
　　
　　年近六旬的李道竹从事网箱养殖15年，以养江团和大口鲶为主。“去年底，突然都没了，损失上百万元。”他以为是气候原因或偶发事故，买来鱼苗再试。“投了4000公斤，没想到，又全部牺牲。”
　　
　　在宜宾市水产渔政局提供的《关于发放向家坝一期蓄水安全措施费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中，列出的补偿名单涉及581人。其中527人为渔民，驾驶非机动捕捞船的，每人补助1500元，驾驶机动捕捞船的，每人补助2000元；54人是网箱养殖户，每人补助3000元。
　　
　　《通知》将这笔补助金称作“安全措施费”，语意较含糊，解释是“为支持向家坝工程顺利开展，加强渔民在蓄水期间的安全保护工作”。
　　
　　“工程建设方不承认水电站和集体死亡有直接关系，也没有专家站出来说话，但时间太巧合了。”李道竹有些迷茫，“亏了百万，只补三千，怎么够？”向家坝是金沙江水电基地最后一级水电站，去年10月首次下闸蓄水。没过多久，李道竹等金沙江干流的网箱养殖户纷纷受灾，平均损失数十万元，相隔不远的岷江干流则相安无事。
　　
　　“鱼死很可能与江水‘气体过饱和’有关，大量蓄水，容易导致水中含氮量或溶氧量过饱和，但关联度到底有多大，尚未得到专家证实。”陈永胜说。
　　
　　世代打鱼祖业难舍
　　
　　渔民的平均年龄，没有明确调查数据，但肯定不年轻了。“在我们金口镇，58条渔船里，有两个老渔民超过了80岁，70多岁的有十来个人。”
　　
　　彭东江的孙子彭开雄今年考入武汉理工大学，读机械工程专业。“将来不管他做什么，反正肯定不会再打鱼了。”上小学前，逼仄的船舱曾是彭开雄的童年乐园。那时父母在外打工，他跟着爷爷奶奶，从早到晚在渔船上玩。
　　
　　3年前，他和奶奶赵安香在江夏一中附近租下一间小屋，高中三年相依相伴。不包括水电煤等开销，每年房租3600元。学校有集体宿舍，但为了孩子吃好睡好，许多家长都选择在外租房陪读。
　　
　　老伴一走，彭东江的渔船整整歇了3年。41年来，赵安香一直是他唯一的搭档，两人缺一不可。
　　
　　儿子彭定军40岁，初中文化程度。在渔民圈，已属知识分子级别。他的妻子2008年从棉纺厂下岗后，在自家开小卖部，后来得到居委会支持，升级为爱心超市，享有免税政策，低保人员可享受成本价。他没固定工作，四处打零工，电焊、卖花、货运，有空也帮忙看店，偶尔替父亲打打下手，次数屈指可数。母亲离家后，他没法及时顶上。
　　
　　前年，彭东江花4万元，新打了一艘铁船。虽然很少打鱼，但他还是想把新船留给儿子。“毕竟是祖传手艺，总归要传下去的，用不用是他的事。”
　　
　　曾贵田两年前找到了一个得力助手，告别后继无人的困扰。80后小伙刘兵，出生于宜宾农村，开过多年塔吊，拥有特种作业操作证。和老曾的女儿曾吉结婚后，决定跟着岳父干，改行当起了渔民。“孙子8个月了，老伴在家带孩子，还好有人接班。”老曾笑着说。
　　
　　经过两年磨练，刘兵已成长为江鱼捕捞的行家里手。“自己家里的生意，肯定要帮忙，而且打鱼挺自由的，只要用心，就能干好。”
　　
　　禁渔十年渔民咋办
　　
　　从2003年起，长江全面实施禁渔期制度，长江上游2月1日到4月30日禁渔，中下游4月1日到6月30日禁渔。
　　
　　禁渔3个月，彭东江夫妇能领到360元生活补贴。“还有燃油补贴是大头，每年上万元。”要不是七八年前增加了这笔收入，许多渔民可能会因为入不敷出，自动退出。
　　
　　并非所有渔民都能享受燃油补贴，彭东江的弟弟就有些郁闷。他年轻时在工厂干过多年，下岗后重返渔船，不愿办捕捞许可证，为了每年少交四五百元，包括管理费、渔船年检费和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。没想到“为捡芝麻，却丢了西瓜”——无证者自然无法领取燃油补贴。
　　
　　曹文宣和赵进东等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呼吁，长江流域全面禁渔10年，给鱼类繁衍以充足时间。据不完全统计，长江上的渔民数量至少有14万人，一旦全禁，如何安置？
　　
　　“国家如果有政策，我们支持。但具体怎么上岸，总要有个说法。”彭东江和曾贵田的回应如出一辙。
　　
　　一是补偿。渔船和渔具动辄数万元，需要一次性补贴，后续基本生活费或职业培训费，也需及时跟进。
　　
　　二是转行。除了打鱼，别的都不会，年纪大了，苦力活也干不动。多数渔民家里没土地，无事可做。村里有些中年人，生活轨迹相似——幼年捕鱼，后来外出打工，终因年龄偏大，无奈回到老家，跳上儿时熟悉的渔船。
　　
　　三是社保。渔民没有医保和养老保险，晚年生活缺保障。老是风里来浪里去，风湿病是常见职业病，渔民十之八九难逃此劫，赵安香也不例外。她的腰椎、颈椎和脑血管都有隐忧。好在彭定军几年前花7.5万元，为二老买了社保。“第一年每月返还600元，第二年800元，听说能涨到2000元，3年就能回本。”多数人没法一次性支付这么一大笔钱，只能每月拿200多元低保。
　　
　　“想想那些世世代代靠庄稼吃饭的农民。征地之后，还不是搬进楼房，过上了城镇居民的生活？他们肯定也不适应，但是为了国家发展，只能服从大局，慢慢习惯。”曾贵田说。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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